杀死美国养老院老人的不止是病毒：西方养老体系出了啥问题？ 发布时间： 2020-05-07 来源：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政务 作者： 澎湃新闻

当前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不容乐观。累计确诊病例超1万例的国家有28个，其中，美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和英国6个国家均超10万例！

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在欧美国家，老年人聚集的养老院沦为“重灾区”。

据美联社报道，当地时间5月1日，美国纽约市一家养老院报告称，该院有98人死于新冠病毒。然而，截至当日，美国官方统计该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只有13人。纽约众议员要求对此进行调查。

实际上，在美国15000家养老院中，只有约1/3能够随时进行病毒检测，两个月内，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1000人！

公开数据显示，英国已有2000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疫情。这个数字较为保守，BBC统计显示，在被调查的210个养老院护工管理机构中，仍有159个表示尚未接受病毒检测。

本应享受安闲晚年的老人们，正面临着死亡和孤独的双重威胁。

养老院，为何会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防疫“盲区”？

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市场和政府，为何放弃了养老院？

这事儿，得从他们建立“福利国家”时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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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美老年人的“黄金时代”

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，是欧美福利国家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二战结束后的10年，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。1960年，美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40%，欧盟地区紧随其后，占比超过1/4。

这时，欧美主要国家均已步入老龄化社会。

欧美主要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

注：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司

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%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%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。

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呼唤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福利，欣欣向荣的经济态势恰好为此提供动力，加之早就存在的法律依据——从1911年德国制定《养老保险法》开始，到1958年，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已完成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工作，欧美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。

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935年的《社会保障法》，自1940年起，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支付退休金，当年支出3500万美元；1950年，这项支出增至9.61亿美元；1960年，暴增到112亿美元。20年间，这项支出翻了300多倍！

总的来说，这一时期，欧美福利国家建设思路主要有两个：

*普救性模式，主张不区分职业或社会贡献，社会成员皆享有社会津贴。

*选择性模式，认为社会福利的作用是“补救”而不是“预防”，社会津贴应发放给“真正的穷人”，而非全体社会成员。

在这两种思路的相互影响之下，半个世纪以来，欧美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养老体系。

瑞典是普救性模式的典范，被誉为“福利国家的橱窗”。其养老金用主要由国家负担，金额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以保障公平，英国、丹麦、挪威等国与它相似。

美国、德国则发展出了投保资助型养老，养老金主要来源于人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，交付金额由工资收入确定、比例浮动。为保障公平，政府设置了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上限。

充足的资金、相对完善的立法、巨大的市场需求，催生出欧美人多种养老方式。除传统的公立机构外，还有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可供选择，拉动了整条“养老”产业链，比如：

1960年底，美国著名的养老社区“太阳城”开售仅仅1年，2000套房子就宣告售罄；

70年代以来，美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，以养老社区为中心，养老产业从家政、运输、餐饮延伸至医疗服务、娱乐设施、老年大学等诸多领域；

德国养老服务产业更是带动了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、老年地产倒按揭等金融产业的发展。

美国太阳城养老社区

西方养老市场一派繁荣景象。

然而，“黄金时代”并未如欧美人想当然的那样一直持续下去。

2

经济衰退，西方不堪重负

1973年，石油危机爆发，石油价格迅速提升两倍多。次年，英美经济均出现负增长，英国为-0.5%，美国为-1.75%。

1978年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，油价一年间上涨了21美元/桶。受此影响，物价猛涨，欧美国家陷入“滞胀”困境。此后，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负增长，1980年通货膨胀率逼近10%。

经济衰退伴随着严峻的失业问题。

1980年4月，美国新增失业人数高达62.9万，失业率持续攀升，并于1982年突破10%。进入90年代，欧洲国家失业率常年保持两位数，欧盟成员国失业人数超过1800万。

失业率高居不下，西方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在进一步加深。

得益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，欧盟成员国人均寿命从66岁上升到76岁。以英国为例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31年的7.4%增至1981年的15%。

加之出生率持续下降，参与生产和纳税的人越来越少，享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多。

据统计，1960-1967年，美国领取养老金的65岁以上老人增加了20%；1965-1968年退休津贴提高了两次，提升比例分别为7%和13%。由于老年人口增加，1967-1972财政年度总开支增加了7.43亿美元，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开支超过了其他福利。

80年代，英国养老金支出占社会政策支出的33%；在德国，这个数字逼近40%。

养老福利与经济发展情况脱钩，相关开支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，高福利渐渐变成了国家财政的“大包袱”。

1960-1985年，美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4.1%增加到11.2%，而1950-1987年间，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.9%。

在英国，社会保障占公共总开支的30％，比国防开支多出1倍，而养老金开支占社会保障开支的45％。

这种矛盾很快反映在政府的财政赤字上。

1951-1986年，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，累计赤字高达1209亿英镑，成为“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家”。1970年以来，美国财政也连年赤字，1976年达到737亿美元，创下当时美国历史最高纪录。

而且，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必然挤占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待遇，又引发关于分配公平的争议。

经济优势不再、老龄化拉力变压力、国家财政被压得喘不过气、分配公平遭到质疑……过去支撑福利国家发展的种种优势，成为悬在欧美政府上方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改革，势在必行。

3

政府“甩锅”，市场“接盘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和英国率先走上了改革之路。

面对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目标十分明确：削减社会福利，把养老引向市场。

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

第一，延长退休年龄，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。

1983年，美国政府修改了《社会保障法》，明确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延到67岁。为了激励更多人延迟退休，政府还推出了诸如额外享受20%养老金等优惠政策。

同年，里根政府提高了养老金的缴税率和缴税上限，并将支付方式由过去的现收现付改为预留积累，仅一年，就实现了3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金结余，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。

1982年，英国政府决定参照物价水平确定养老金数额，以保证每年减少2%的财政支出；1986年，再次下调养老金水平，只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用。

第二，国家退出福利领域，鼓励企业和个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。

英美积极推动私人养老金发展，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。政府提供政策优惠，鼓励个人自由地选择养老金投资管理公司，由金融机构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