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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死美国养老院老人的不止是病毒:西方养老体系出了啥问题? 发布时间: 2020-05-07 来源: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政务 作者: 澎湃新闻

当前,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不容乐观。累计确诊病例超1万例的国家有28个,其中,美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和英国6个国家均超10万例!

更令人心惊的是,在欧美国家,老年人聚集的养老院沦为“重灾区”。

据美联社报道,当地时间5月1日,美国纽约市一家养老院报告称,该院有98人死于新冠病毒。然而,截至当日,美国官方统计该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只有13人。纽约众议员要求对此进行调查。

实际上,在美国15000家养老院中,只有约1/3能够随时进行病毒检测,两个月内,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1000人!

公开数据显示,英国已有2000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疫情。这个数字较为保守,BBC统计显示,在被调查的210个养老院护工管理机构中,仍有159个表示尚未接受病毒检测。

本应享受安闲晚年的老人们,正面临着死亡和孤独的双重威胁。

养老院,为何会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防疫“盲区”?

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市场和政府,为何放弃了养老院?

这事儿,得从他们建立“福利国家”时说起。

1

欧美老年人的“黄金时代”

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,是欧美福利国家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二战结束后的10年,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。1960年,美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40%,欧盟地区紧随其后,占比超过1/4。

这时,欧美主要国家均已步入老龄化社会。

欧美主要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

注: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司

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%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%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。

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呼唤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福利,欣欣向荣的经济态势恰好为此提供动力,加之早就存在的法律依据——从1911年德国制定《养老保险法》开始,到1958年,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已完成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工作,欧美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。

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935年的《社会保障法》,自1940年起,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支付退休金,当年支出3500万美元;1950年,这项支出增至9.61亿美元;1960年,暴增到112亿美元。20年间,这项支出翻了300多倍!

总的来说,这一时期,欧美福利国家建设思路主要有两个:

*普救性模式,主张不区分职业或社会贡献,社会成员皆享有社会津贴。

*选择性模式,认为社会福利的作用是“补救”而不是“预防”,社会津贴应发放给“真正的穷人”,而非全体社会成员。

在这两种思路的相互影响之下,半个世纪以来,欧美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养老体系。

瑞典是普救性模式的典范,被誉为“福利国家的橱窗”。其养老金用主要由国家负担,金额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以保障公平,英国、丹麦、挪威等国与它相似。

美国、德国则发展出了投保资助型养老,养老金主要来源于人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,交付金额由工资收入确定、比例浮动。为保障公平,政府设置了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上限。

充足的资金、相对完善的立法、巨大的市场需求,催生出欧美人多种养老方式。除传统的公立机构外,还有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可供选择,拉动了整条“养老”产业链,比如:

1960年底,美国著名的养老社区“太阳城”开售仅仅1年,2000套房子就宣告售罄;

70年代以来,美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,以养老社区为中心,养老产业从家政、运输、餐饮延伸至医疗服务、娱乐设施、老年大学等诸多领域;

德国养老服务产业更是带动了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、老年地产倒按揭等金融产业的发展。

美国太阳城养老社区

西方养老市场一派繁荣景象。

然而,“黄金时代”并未如欧美人想当然的那样一直持续下去。

2

经济衰退,西方不堪重负

1973年,石油危机爆发,石油价格迅速提升两倍多。次年,英美经济均出现负增长,英国为-0.5%,美国为-1.75%。

1978年,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,油价一年间上涨了21美元/桶。受此影响,物价猛涨,欧美国家陷入“滞胀”困境。此后,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负增长,1980年通货膨胀率逼近10%。

经济衰退伴随着严峻的失业问题。

1980年4月,美国新增失业人数高达62.9万,失业率持续攀升,并于1982年突破10%。进入90年代,欧洲国家失业率常年保持两位数,欧盟成员国失业人数超过1800万。

失业率高居不下,西方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在进一步加深。

得益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,欧盟成员国人均寿命从66岁上升到76岁。以英国为例,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31年的7.4%增至1981年的15%。

加之出生率持续下降,参与生产和纳税的人越来越少,享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多。

据统计,1960-1967年,美国领取养老金的65岁以上老人增加了20%;1965-1968年退休津贴提高了两次,提升比例分别为7%和13%。由于老年人口增加,1967-1972财政年度总开支增加了7.43亿美元,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开支超过了其他福利。

80年代,英国养老金支出占社会政策支出的33%;在德国,这个数字逼近40%。

养老福利与经济发展情况脱钩,相关开支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,高福利渐渐变成了国家财政的“大包袱”。

1960-1985年,美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4.1%增加到11.2%,而1950-1987年间,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.9%。

在英国,社会保障占公共总开支的30%,比国防开支多出1倍,而养老金开支占社会保障开支的45%。

这种矛盾很快反映在政府的财政赤字上。

1951-1986年,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,累计赤字高达1209亿英镑,成为“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家”。1970年以来,美国财政也连年赤字,1976年达到737亿美元,创下当时美国历史最高纪录。

而且,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必然挤占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待遇,又引发关于分配公平的争议。

经济优势不再、老龄化拉力变压力、国家财政被压得喘不过气、分配公平遭到质疑……过去支撑福利国家发展的种种优势,成为悬在欧美政府上方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改革,势在必行。

3

政府“甩锅”,市场“接盘”

上世纪80年代,美国和英国率先走上了改革之路。

面对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,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目标十分明确:削减社会福利,把养老引向市场。

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

第一,延长退休年龄,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。

1983年,美国政府修改了《社会保障法》,明确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延到67岁。为了激励更多人延迟退休,政府还推出了诸如额外享受20%养老金等优惠政策。

同年,里根政府提高了养老金的缴税率和缴税上限,并将支付方式由过去的现收现付改为预留积累,仅一年,就实现了3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金结余,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。

1982年,英国政府决定参照物价水平确定养老金数额,以保证每年减少2%的财政支出;1986年,再次下调养老金水平,只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用。

第二,国家退出福利领域,鼓励企业和个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。

英美积极推动私人养老金发展,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。政府提供政策优惠,鼓励个人自由地选择养老金投资管理公司,由金融机构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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